曾有一位花了几年时间告他状的老人最终说：他是好人，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了，我这一辈子不能报答，只能下辈子报答了。
曾有一个见多识广的打工仔说：他值一亿元人民币。
一个大型企业的总经理说：我来这里投资办厂，看中的就是这里村支书和两委办事效率。我介绍了几个朋友到这里办厂。
村民说：现在通过这些土地收来的钱，如果是种田交税的话，那国家最起码要收两百年。
他说：赚钱不能光想自己，还要想着国家和集体，我当村支书是贴钱的。要想从村里捞点什么是做不好工作的。
2001年春节，一户农家门上贴着这样一付对联：启开一条致富路，贵在事业引进来。
他：金华市申贵齿轮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洞溪村党总支书记、省优秀共产党员，他叫潘启贵，那付对联中串联着他的名字。村里人像大山一样朴实，他们不会当面说你的好话，却以这种独特而别致的方式表达着对他的谢意。
自1996年他任村支书以来，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富民强村，如何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村里没有经济区位优势，没有优势的地理环境，没有沿海侨乡有得天独厚。思来想去，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向土地去索求，然而却应该屏弃单一农业经营的方式，融入工业化的洪流，真诚“以工强村，以工富民”的路子，以工业的方式寻求现代化的收益。
他有很多朋友，他对他们说来吧，来我们村办厂。他一个一个地说服。那些朋友开始出于礼貌不吭声，说得多了有些也不禁也有些烦他：
洞溪？就那破地方！…………
现在每个城市都在招商引资，条件优惠得足以让你流下口炎，你那里有什么？
他们有的，我们尽量有，他们没有的，我们有。潘启贵说。
来了，一家，两家。果然不错，于是又是一家两家。怎么说呢，虽然洞溪村地处偏僻，基础设施不配套，一到晚上，连基本娱乐都没有。但还是来了，来的也都站住脚了。他们看中的是潘启贵，以及在他影响下全村上下形成的对富裕的渴望。不亚于对沙漠中长途跋涉的人对水的渴望。物质是匮乏的，这潘启贵并不否认。和城里不能比也没法比。但他有能深入人内心的精神关怀，细致妥贴而无微不致的人文关怀。这些词也许说得太阳春白雪了。潘启贵不懂，他懂的只是如果发展洞溪那就要让企业和洞溪唇齿相依，对企业有对洞溪同样的执忱和企盼。
局面打开以来，潘启贵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全村一共才800来亩土地。厂子一个一个的进来，地快没了，要进村的厂子还在排队。另外，进入村工业园区的一些企业因为资金难而开局不利。那段时间潘启贵像是疯了。那是1999年，全国上下都有在摸索，没有现在的答案，没有现在的样板。床上、家里、田间、地头都能看到潘启贵踌躇前行的身影。妻子怕了，说你怎么了？又不是自家的事，费那么多心干什么？潘启贵白了他一眼。愁眉紧锁，望着窗外，村里人也这么说他。他图的什么，自己已办了一个公司，效益还不错。如果就是为了自己考虑的话，再办一个也没这样累。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总支书记。古书上说县官是七品芝麻官，他是村官，应该是芝麻的几十分之一，是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小官。然而为政一村，就得造福村民，否则人家选你干什么，更重要的你干嘛要当党的书记？
一天早上，潘启贵从床上一跃而起，妻子以为他疯了。面容惟悴，胡子拉碴，眼里布满了血丝的他却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他找到了答案。这一办法后来被一些经济学杂志说是全国领先，是制度的一大创新。这一举措在哪里领先，不是潘启贵最关心的，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他不懂，他只上过小学，他有的只是一颗赤诚之心。他只知道能促进发展的就是好办法。邓小平先生说过，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他认的就是这个理。是否制度创新也不是潘启贵所在乎的，他只知道他胸腔中搏动的心脏每一丝韵律都是为民而发的。
更多的企业进来了，他们感受一了潘启贵的亲和力和感召力，那是无论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村里的企业热火朝天办起来。
全村202户，702人，耕地面积800多亩，1995年底村集体负债5万元，村里有两家小作坊式企业。1996年潘启贵担任党支总书记，几年时间，洞溪村建成占地600亩，工业产值超亿元的工业园，被称为华东汽配第一村。从1996年的12家企业发展到2005年120多家企业，工业企业产值从1996年的100万元到2000年1个亿，2005年达到4.5个亿。税收从1996年的1.60万元到2002年500万。村民人均收入从1996年2800元到今年的6000元。全村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14家。其中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后的企业有5家。同期，村里为自来水、闭路电视、公寓等福利性设施建设投入已超过500万元。
为了村子的这一切，潘启贵没少费心血，一个个不眠之夜，想到村里的脏乱差，他心里就涌起一股愤怒的青涩味。人居不仅是投资环境，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文化品位的人文关怀。接轨城市，乡镇城市化，在别人那里，这只是不断在相到贩卖和兜售的口号，在潘启贵心中，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要消除的除了低矮的平房泥泞的道路，还有在农村各个角落里向外逼现的小农意识、整体上的单调、惰性和懒散的意味。
潘启贵提出旧村改造计划，这一主意和村两委们不谋而合。说干就干，不是说时间就是生命吗？我们延伸不了它的长度，增强它的密度总是可以的。他们请了设计院对整个村进行高起点的设计，做好三横五纵十米宽不泥路的框架结构，然后把旧房子推倒，由村里负责造好公寓，三层300多个平米，门前留绿化带。统一规格统一标准。你看，这里一口粪缸，那边一座坟墓，到处是一个个垃圾场，随着推土机的隆隆轰鸣声，一切都解决了。
2001年，邻村的一位老先生看到洞溪的火热场景，有感而发，写了一副对联：启开一条致富路，贵在事业引进来。里面暗含着潘启贵的名字。用这种古老而常新的方式挥洒着善意和激赏。洞溪村一村民听到这件事后，跑去买下来，贴到了自家的门板上。他不管对联是否符合平仄，是否押韵，他要的只是一个容器，一种方式，用这种方式表达赤裸裸执情奔放的爱。潘启贵第二天就来看了这付对联。有人跟他说了。他不相信就踱了过来，是真的，他感到得差点流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对他们好，他们心里清楚着呢。有一个哲人说过，你可以在一定时间骗一定的人，你可以在一部分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一部人，潘启贵只是把自己的心挖出来，交给人民，所以人们相信他，敬重他。
黄河清，清华实业公司总经理，把有将近两亿产值的清华实业选择了洞溪，他没有去都市，没有去条件更好的工业园区，选择洞溪其实是选择潘启贵。他认为这是个智慧的选择。他的公司在这里萌芽，在这里发展壮大，直到现在成为地区的龙头企业，还是没有离开。他看重的就是潘启贵人格的力量，那是一种让人感觉目眩神迷的光芒。
黄河清在他办企业初期，有件事他终生忘不了。在清华实业兴办之初，资金紧缺，什么都要钱、工人、机器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那时，他走投无路了，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潘启贵求援。非亲非故，为什么帮他？潘启贵不置可否，拉着他跑这里，那里，银行不行，那就到其他企业看看有没有闲余的钱。没有，怎么办？只有向村民借。就这样，潘启贵挨家挨户的借，磨破了嘴皮，听够了风凉话。
他知道规模对一家企业和一个地区都是同样重要的。他要的就是工业产业带，要的就是“华东汽配第一村”响当当的称号。竞争怕什么，不在竞争中发展，就在垄断中灭亡。
就这样，从村民手中筹足了一百多万元。清华实业得以顺利的启动。春风风人，春雨雨人，黄河清说我在这里投资办厂，看中的就是这里村支书和两委的办事效率。所以我又介绍了几个朋友到这里办厂。现在，他介绍的几个厂也办得红红火火的。看到了吧，信任就是这样在互相速递着。置身在这样氛围里，就如冬日披上贴身的旧棉袄，有的只是通体的温暖和感动。当别的地方在轰轰烈烈招商引资时，作广告时，潘启贵早已凭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一片灿烂的晴空。
如果说这样的例子在洞溪比沙漠里的沙子还要多，夸张我们确实能找到堵如此类的例子。创办了工量具厂的杨建明夫妇都是下岗工人，夫妇俩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五万元，到洞溪投资办厂，因为他听说洞溪是个好地方。面对杨建明夫妇的诚意，潘启贵回应对如火的热情。村里帮助他建造厂房，又给他解决了40万元的启动资金。使他稳步发展创出了一片天地，现在每年该厂仅出口交货值就达到600万元。而金华工程车圈厂前后搬了十一个地方，最后搬到洞溪找到了家，老总说，以后再也不搬了。
潘启贵任村党总支书近五年来，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或补贴，反而为村集体垫付一百多万元资金。村里建成了占地六百亩的工业园区，投入五百多万元办水电路和旧村改造等公益性事业。潘启贵出差办事都是自掏腰包，从不在村财务中报销。在他的感召下，村两委成员积极效仿。几年来，该村没有支出一分差旅费，招待费。村两委也没参与承包一个工程。一叶落而知秋至，潘启贵匪夷所思的廉洁奉公，以工富民的一腔赤诚化成一种品牌，一种号召，为企业的入园提供了人格的保证。
潘启贵多次被评选为县人大代表、县优秀共产党员；区人大代表；市党代表、市劳模；省优秀共产党员；洞溪村连续五年被评为县区工业强村，洞溪村党总支被命名为省级基层先进党组织……潘启贵珍视获得的荣誉，把它们当作不竭的动力，然而他知道自己做的仅仅是一个共产党员为脚下这块土地应做的耕耘。他不想让鲜花和掌声太多干扰灵魂的安宁。
每天早晨起来，潘启贵喜欢到村里走一走，看一看，像一个老农用目光触摸自己希望的田野。他的内心充满了颤栗，他感到阳光在大地上跳跃不息，自己的生命像是整个的植入这片黑褐色的土地，他每天走上村头巷尾，感受着每个人的希望在田野里潜滋暗长，他和碰到的每个人打招呼，他总是大声地和他们说：看吧！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 
